杨少斌去法国了，去参加“当代中国肖像”展。从法国回来，他一定又会被晒黑一圈。他的皮肤有些像相纸，在欧洲的阳光下不断显影——他每次从欧洲回来，皮肤的颜色都会自然地加重。这也有些像他的画，他的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深层发展，越来越局部，也越来越铺张。

少斌是一个亲切的人，他喜欢说话，但又不太会说话。我的意思是他说的话往往太“正式”，少了些趣味。少斌从骨子里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，他对自己有比别人更多的要求，不管想得对与错，不管是否想得明白，他总是在自省。当然这仅仅是指他对自己的作品，我之所以说他是一个“比较严肃”的人，“比较”的意思是他其实对自己又是一个很放松的人，他也想活得自由自在。

我曾经和少斌有过一段非常抒情非常美好非常朋友的时光，这有别于和女人在一起，但也非常开心也非常亲切非常快乐。我们每天打电话，或者我去通县，或者他进城，有时甚至也住在一起。少斌是摇滚迷，在三里屯他总是让我给他推荐CD，一买就是一大堆，然后回家放大声猛听，然后打电话告诉我听后的想法，然后又叫我一起去买新的。后来有很长一段日子我们没在一起玩了，后来有一天我们碰上，他说：“老黄，现在又出了很多新碟，都是些新人的，可能你都不知道了，以后该我带你去买碟了”，然后他得意地笑，像一个山大王，憨憨的土气里面还有点儿洋味儿。我知道他那时最喜欢的是“佐治童子第二”玛森。

少斌艺术上的转折期很漫长，他曾经有四年没怎么画画儿，只是在想，他也是用四年的时间把问题想清楚，再把过去完全抛开，不知是他太较真儿还是脑子转得太慢。但少斌艺术上的转折点却其实来得很快也很及时，这里所说的“快”和“及时”都与一般意义上的“成功”有关，也就是与“商业”有关。商业在思维混乱道德混乱标准混乱的当代艺术圈，几乎成了评判艺术作品的“惟一”可供参照的标准。   

少斌的转变是指他的绘画从“泼皮”脱皮蜕变成现在的“没脸没皮”这个过程，这个过程真正使他成为了一个艺术家。少斌早期曾被评论界笼统地归入“玩世现实主义”流派，那个时期他的作品政治、玩闹，甚至有些滑稽(不是幽默)，他不是扛大旗的人，最多算个追风赶潮站脚助威的，少斌因此很哭恼。苦恼的少斌终于成就了他，因为苦恼所以清醒，他说：“我知道我如果再这样画下去，我一辈子都只是丫环，在‘泼皮’里方力钧已远远走在前面，不可逾越，我必须有自己的东西。”然后少斌就真的有了自己的东西。

少斌从年龄上看，应该是和方力钧、岳敏君一拨的，但一个年轻的杨少斌从他更年轻的作品中站了起来，像旷野中奔驰而来的一匹千里追风兔，引人瞩目。他全新的作品以全新

的姿态再战江湖，吸引了评论界、策展人和收藏家最多的目光，我个人也以为他是“新兴”的最有冲击力的画家，他的未来不是梦，因为梦想即将成真。  

少斌的新作品极度(或称急速)地发展了他早期绘画中的暴力倾向，这种暴力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夸张和简单，而是“面目全非”地渲染和简捷，形成了一种真正的“冲突”，不再是画面的游戏和纸牌似的玩耍，而是回归人本的一种人性摸索，是一种观点性的描述。少斌本来是个亲和的人，对这个世界暴力冲突的关注，反映出一个艺术家的敏感、良心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画面中的焦虑和焦躁不安，用一种强力的方式控制，体现出艺术家内心世界中光明与黑暗的对垒。少斌说：“作品中的人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本身。我极其喜欢对人的心理有刺激的事情，这种刺激的感觉是很难忘记的，因为它给了你极大的震动，已经成了你一生经验中的一部分。有人说我表达的感受是用硫酸水泡过的东西，也有人说看作品时的感觉像是被很软的东西击中了似的，观者的视觉经验和理解让我佩服，比我说出的感觉更具体。我的思考线路是以当代背景和人的关系为切入点，而我本人也是被考虑的对象，体验生活中常常被人忽视，而又对人的心理造成伤害的故事。我曾经写过‘在空气中我闻到了血的味道’、‘一个人嘴里含着别人带血的耳朵’、‘一只凶狠的手抓住男人的生殖器挤出软组织’等等，这都是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是人在惨酷现实压迫下的极端行为。受伤害者、满脸委屈、嘴巴肿胀、流着鼻血、两眼含泪——这世界怎么了?”“这世界怎么了”——是杨少斌的提问，当代艺术的一个最重要方式就是提问，然后是问谁。如果从生活中的形态来看，少斌基本上不是一个提问者，即使提问也是问自己，但表面形态上的“收缩”，使得他的提问更加具有质感也更有力量——问，问世界。我看少斌的画其实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有一种关怀和呵护，或者海绵海藻那种柔软，或者鲸鱼海豚那种笨拙，有一种可爱。

少斌终将成大器，这不是给他打气，也不是阿谀，是我看到的他的未来。